社科院：金融危机进第二阶段 房地产将先倒下

城郊村庄的征地之路

路小北出生在这块土地上，6岁被送进邻村的杨庄小学念书。在他的记忆里，自己的母校是两排破旧的平房。如今，杨庄小学还在，只是完全变了模样，两排平房也被齐刷刷的楼房代替。

路小北有些失落，“新建的学校很漂亮，可是在这里，再也找不到任何与我有关的记忆”。

上世纪90年代，村庄周围都是农田。孩子们常在田间的小溪里戏水。相比远郊村庄，城郊农民的人均耕地很少。路小北说，当时l村的人均耕地是半亩，农活相对较轻松，村民便利用闲暇时间做起了“副业”。

当时，路小北的爷爷是县城一家化肥厂的厂长，小北的父母和村里的一些年轻人，也都进入化肥厂做起了工人。

后来化肥厂倒闭，村里人又开始寻找新的致富路。一些人在小镇上做起了服装生意，还有一些人则在村子里搞起了养殖。

路小北的父母在村里租了几间房子，开办了养鸡场。最开始养了1000只鸡，后来养鸡场逐步扩大，饲养鸡数最多时达到了4000多只。

父母靠着勤劳致富赚了一笔钱，大概在2003年的时候租赁了一个养殖厂，但没过多久赶上“禽流感”，养殖厂赔了钱，便搬了出来，在村子里又重新盖起了养鸡场。

彼时，村里的很多人开始在农闲时节承接一些工艺品制作。l村附近有一家工艺品厂，村民在自家手工制作工艺品，工艺品厂负责上门收购。这种家庭式的小作坊劳动，弥补了村民因耕地少而造成的收入不足。2004年间，村民听闻外来企业要在l村建纺织厂。果然，没过多久，l村的耕地便被当地政府以“一亩地补偿1000斤小麦”的价格租赁了。自此，l村的农民成为了不种地的农民。

没了耕地的农民开始全身心投入自家的营生。除外出务工，有人做着服装、电器生意，也有人开起了超市，还有一些人选择到附近的工厂就业。

2012年，政府扩大用地，路小北父母的养鸡场也被征用了。路小北说，父母已经年近50岁，除了做养殖，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于是又在距离l村15公里以外的地方租了一个养鸡场，但由于多次搬迁，前些年的积蓄也基本被耗尽了。

如今，经济开发区建设带动了l村周围的商业发展。村里人开始在附近的售楼处、超市、商场寻找工作，每月赚取1000~2000元。

被征走的耕地有的做了厂房，有的建起了楼盘。当地人却说，这些新建的楼盘销售情况并不好。

l村四周已经被开发殆尽。路小北说，接下来就要拆村民的院落了。将要被拆迁的消息早已在l村传开，村民开始在村里“大兴土木”，以往不算拥挤的村庄在很短时间内，便被密密麻麻的房屋填满，而l村的200多名村民，将在未来的某一天，集体搬进光鲜亮堂的楼房。

经济开发区步履维艰

路小北骑着自家的电动车在经济开发区转悠。电动车是这里的主要交通工具，不管是城镇还是农村，县城里几乎各家各户都必有一辆。

经济开发区很大，路小北花了将近20分钟才绕完一圈。与附近一幢幢拔地而起的商业楼盘相比，开发区内的工厂几年来变化不算太大。

聚集在这里的企业大多是纺织、食品加工等制造业企业。虽企业陆续入驻，但园区并不像县政府最初预想的那么热火朝天，甚至有些工厂并未真正运营起来。

其中一家造纸厂5年前就开始投入建设，直到现在还未见效。当地人说，这家工厂中途夭折，原因主要是技术不到位，生产不出合格的纸箱。

由于缺乏产业支撑，当地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土地买卖。当地政府对于入驻企业给予了很多政策照顾。当地的一家民营企业老板说，政府对入驻企业前3年免税，尽管如此，外地的企业依旧很难招进来，“以前，外省企业入驻才叫‘招商引资’，现在本市其他县的企业也可以进驻。更有甚者，本县的一些企业如今也开始进入经济开发区”。

这位老板说，也有一些企业来这里避税3年就走了。对此说法，记者未从权威渠道获得证实。

当地官员说，前些年上级部门搞项目评比，为了迎接上级检查，县城曾经连夜拆掉不少建筑物，所涉及的拆迁款也是一笔巨大的财政支出。

当然，这个不算富裕的小县城，人们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并不大。工薪阶层的平均月收入在1500元左右，新城区房屋均价多为2000元~3000元/平方米，旧城区新房的价格最高也未超过4000元/平方米。这里的很多居民原本就拥有房屋资产，所以，房价对他们来说，并不算太大的负担。并且，经过近年来的拆迁补偿，现在不少家庭拥有两套以上的房产。

新生代青年陆续在经济开发区购置房屋，跑动在新城与旧城之间的私家车也日渐增多。但由于县城未能形成产业集群，每年全县还是会有近1/3的居民外出务工，高学历青年也不愿回城就业，大量的房屋被闲置。

城镇化大背景下，这个传统农业大县的城郊村庄，正在越来越多地被高楼大厦和外来工厂包围。而这被炒得热热闹闹的经济开发区，却是步履维艰。

被荒芜了的土地，怎样才能重新长出庄稼？轰轰烈烈建设的经济开发区，如何宽慰失地的城郊村民？路小北只知道，不管怎样，故乡已经不会再变回自己童年时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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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村青年的城乡之困：回不去的乡村扎不下根的城

每经记者彭小东发自浙江衢州

浙江衢州的大年初二虽然不冷，一头金黄色头发的志伟还是习惯性地将双手插裤袋里。每走几步，他会甩一甩头发——20岁的他认为，这样会显得酷一些。

“你们可能不知道，现在这个发型在城里很流行。”他坐在靠椅上，对几位在本地打工的儿时玩伴说，杭州的下沙区有很多美女大学生，“我要是大学生该有多好”。

在城镇化浪潮中，父母外出打工，志伟从小在爷爷奶奶的怀抱中长大。像志伟一样，中国农村有很多青少年因缺少父母管束等原因只读到初中，甚至更早辍学。

随后，他们或者又读两年职业学校，或者直接进入城市打拼。这是一群渴望融入城市的农村青年，其中不少跟志伟一样进入了美发行业。通过面对面交流，《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发现，他们选择做美发，除了可以“学一门手艺”，还因为美发在他们心目中是时尚和潮流的代名词。

但是，现实的困境在于，他们依旧很难真正融入城市，始终觉得自己是斑马线上的过客；他们大多也不愿再回到农村，“因为回去没事做”。

扎根城市的“门槛”

志伟是浙江衢州人，家住后溪镇东华村，当地因有一座始建于明末清初的古寺而小有名气。

平日里，这座小山村异常静谧，大部分青年都在外打工，年纪大的则在家务农。只有到了春节，青年们才像候鸟一样回到乡村，使这里重新热闹起来。

春节期间，在农村这样一个熟人社会，谁家孩子的工作及薪资不再是讳莫如深的秘密，反而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不管“混得好不好”，青年们回乡时都会尽量表现得体面一些。过年前几天，志伟特意买了当地最贵的香烟，不远处有熟人走来，他便会递上一根，问声好。

随后的话题多半是他下班后在杭州的见闻。他会提到杭州西湖、传媒学院的大学生，还有最流行的发型。不过他很少跟人提及他现在工作的详情。

在《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允诺不透露其真实姓名的情况下，他和盘托出。仿佛找到了一个宣泄口，他张口就指责老板的精明与抠门。

“以前是两块钱，现在是一块钱。”志伟说，他现在每天的工作就是为顾客洗头，长达13个小时的工作中，最多只能为50多个顾客洗头。也就是说，他每天能获得50多元的报酬。“我每发两根烟，就要洗一个头啊。”志伟有点黯然。

他曾在衢州当地的一个小城镇学习美发，当时感觉在小地方“没花头”，所以选择去杭州闯一闯。到了杭州下沙，初中还未毕业的他发现，经常会有大学生来店里做头发。

“他们跟我差不多大。”结识了几个大学生的志伟说，“感觉大学很好玩”。他甚至在qq签名上写着，“大学才是恋爱的天堂、交友的平台”。

在他还是一名初中生的时候，与很多小伙伴一样骑着单车上学，不过他不带书包，被当地村民调侃为“上班族”。

这些“上班族”有着共同的特点，他们在当地城镇化的潮流中离开农村前往城市打工。作为留守儿童，他们从小由爷爷奶奶照顾。人民网[-1.04% 资金 研报]在2011年5月进行的一项关于“全国留守儿童的学习状况”调查显示，农村学生中，留守儿童的学习兴趣要比非留守儿童的学习兴趣低一些。

“我现在没有什么后不后悔的，反正当时不想读书。”志伟说，他目前很看好美发行业，他认为做头发是一种潮流。谈及更长远的规划，他觉得自己在杭州扎根的可能性很小，畸高的房价会是最明显的羁绊。

当地受过大学教育的吕建成也对记者坦言扎根城市的不易。他说，房价、物价，甚至未来丈母娘都会是门槛。

回不去的乡村

尽管扎根城市艰辛，目前在浙江桐庐工作的吕建成还是有去大城市闯一闯的想法。“刚毕业的时候雄心壮志，现在在桐庐待了一年半，感觉连动的勇气都没有了。”他自嘲说，自己再不动就要老了。

不管是志伟还是吕建成，出身农村的很多青年都渴望离开农村，融入充满更多可能与机会的城市。志伟说，他不想回到农村，“因为在家不知道做什么”。

作为男孩，志伟还可以像父辈一样选择务农，可是近年来务农的成本与收入倒挂，使青年们望而却步。

在东华村，村民们除了种植水稻，柑橘也是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不过从新世纪[0.00% 资金 研报]开始，橘农的眉宇从未舒展过，因为在农药、化肥价格高企的同时，橘子的售价却几乎15年未变。

橘子没有人收是当地村民最直接的痛楚。在行情差的年份，甚至要亏掉上一年一半的收入。在橘子卖不出去的年份，当地不少村民甚至手工将橘子剥成橘皮与橘肉，能卖一点是一点。

这在15年前是难以想象的。当时在春节前，就会有各地经销商上门收购橘子，因为收成好，很少有村民会外出打工。

如今，当地的橘林已经日渐衰败，一些外出务工的村民已经不给橘树施肥、打药。《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看到，枝头的橘子无人采摘，熟透了的则掉了一地。

“回去更挣不了钱。”志伟说，他现在月薪虽然只有一千多，但相信日子会越来越好。最近，他刚得到老板的许可，可以给顾客染发了，提成是6%。

在他眼里，美发不是一项简单的谋生手段，还是一种时尚。他告诉记者，每当看到顾客的头发变得更“炫”后，内心的自豪感会油然而生。

与志伟类似，从事家电销售的吕建成也从未考虑回东华村，“我已经回不去了”，“生活习惯和环境，已经融不进去，而且回去也没有能力谋生。”吕建成说。

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几年前生猪行情好的时候，当地有不少青年选择生猪养殖作为创业项目，政府部门也给予相应补贴，但近年来生猪价格波动很大，而且突如其来的疫情往往会让资金不够雄厚的创业者一蹶不振。

出于经济收入及风险的考量，大部分农村青年还是选择去城市，尽管觉得自己只是斑马线上的过客。

解决困境的路径

春节回家过年，很多农村青年都会感叹，村子变了。欣喜的是，坑坑洼洼的泥巴路得到了硬化，农村污水管道也有了一定完善；感慨的是，农村垃圾已经让昔日小桥流水的美景不复存在。

尽管每个村都设有垃圾箱，并有保洁人员负责运送垃圾。不过，据当地村民透露，保洁的人力有限，垃圾箱的清理频率非常低。

去年12月12日至13日举行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乡愁里的中国》作者叶一剑在解读此次城镇化工作会议时说，心安之处是故乡。他认为，应考虑如何将在城镇化过程中失去的故乡，在我们的城市中重建。

对于像志伟这样的农村青年来说，更重要的则是告别现今“回不去的故乡，进不去的城”的尴尬处境。单从数据上看，我国的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增长到2012年的52.57%，但“土地城镇化”远大于“人的城镇化”。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新型城镇化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新华社报道说，去年9月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专门邀请两院院士及有关专家，听取城镇化研究报告并与他们座谈。不少院士认为，近些年来我国城镇化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城镇化率虚高，1亿多农民工进城后享受不到同等公共服务，只能算是“半城镇化”。

除了进城必须面临买房压力，回乡又收入倒挂外，农村青年还因城乡户籍割裂等问题而迷茫。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超过50%，但城镇户籍人口的比重却只有35%左右。按照半年以上常住人口的口径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7亿人中，有大约2.2亿人仍然持有的是农村户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林家彬接受《经济日报》采访时曾说，“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享受不到城镇户籍人口所能够享受到的市民权利和公共服务”。

志伟说，他其实没有想这么多，也不懂，现在只想快点学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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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房子：一个华北县城的“丈母娘经济”

每经记者孙卫涛河北南和县摄影报道

南和县，一个位于华北平原河北省中南部的普通县城。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南和县周边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进城，让这座人口超30万的小县城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条条宽敞的马路铺开，一排排高楼拔地而起。

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回乡时发现，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让当地人享受城市生活的同时，也让不少人为此烦恼起来。

林伟的婚房烦恼

1993年出生的林伟，初中毕业就开始外出打工，北京、无锡、武汉等城市都去过，爱上网，喜欢打游戏，也是一个典型的“90后”。

他所在的村子位于南和县约7公里处，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支柱，一年种两季收两季，主要农作物是麦子和玉米，间或种一些棉花、大豆和花生等经济作物。

林伟过完2014年这个春节，就满21周岁了，下一年就到了法定的适婚年龄。按照当地习俗，家里人在今年春节就应该请媒婆给他物色结婚的对象。但是，今年春节林伟家里却为此事犯了难——因为林伟结婚的新房还没有着落。

无论是在城市里，还是在农村，结婚新房都是大事。林伟家里兄弟姐妹4个，一个姐姐两个哥哥都已经成家立业，但是家里只有一套房子。如果林伟要结婚，显然家里的房子不够住。

按照当地前几年的习俗，男方的孩子在适婚年龄之前，家里往往会在自己家的宅基地上先盖上一座两层的楼房当做新房。因为一般女方在和男方结婚之前都会提出要一套新宅院作为结婚的首要条件。

林伟家里早在10年前就买了邻居一块三分大的宅基地为其修建结婚新房所用。2013年秋末冬初，林伟的母亲正准备自建房屋时，因雾霾引发的连锁反应打乱了家里的计划。

由于雾霾严重，2013年河北省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被要求停业整顿，这导致村子周边的砖窑厂停工，而盖房所需要的砖瓦一夜间奇货可居，价格水涨船高。

“现在村里盖房也不便宜了。”林伟母亲给《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算了一笔账，2013年270元左右就可以买到1000块红砖，现在涨到了350元，而且钢筋、水泥、预制板这些材料价格都在上涨。2012年，同样自建一套房屋可能需要花费15万元，但今年要多花几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