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金融危机进第二阶段 房地产将先倒下

2014-02-10 10:21 浏览人数:1452次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丈母娘经济”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随着当地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农村人开始在南和县城购房置业。与此同时,女方的家庭对男方的要求也水涨船高。

林伟母亲说,现在村子里说媒,女方一开口就是城里有套楼房,家里还要有一辆轿车,家里要是没房没车,媒人都不愿意进家门。

林伟家里陷入两难抉择,是在城里买房还是家里自建盖房?其实关于这一问题,在2013年林伟的家里人已经讨论了几次,但始终没达成一致意见。

今年春节,村里不少新谈成的结婚对象几乎都在县城买了房,甚至买了轿车。如果自家没有一辆轿车,都不好意思去相亲。

林伟母亲说,村子前边那条街的居民2013年购置了不下四五辆轿车,都是给孩子结婚准备的,车价从几万元的自主品牌到十几万元的合资品牌,有时候出村短短几百米的路都因车多堵起来。

“这两年风俗赖得不行(不好的意思)。”一说起这些事情,林伟的母亲就感叹,现在的社会变得太现实,以前的传统已经变了味道。

林伟母亲的表述,与之前的热词“丈母娘经济”类似。“丈母娘经济”通常的解释是,男方没房子的话,丈母娘一般不把女儿嫁出去,男方要娶女方必须满足丈母娘的首要条件——购买房产,进而带动房地产经济。

2009年,林伟亲戚在县城买房的时候,房价还不到2000元/平方米,一套130平方米的大三居也就20多万元,而现在新开楼盘已涨到3500元/平方米,短短几年房价上涨了70%以上。

虽然房价大幅上涨,但房源还是供不应求。林伟的一个亲戚说,一个未开售的楼盘要求购房者须花费5万元占号,而且现在不定房价,等到开盘再定,就这样,也有好多人都抢着去占号。

林伟母亲算了一笔账,如果去县城买房,全款肯定是拿不出的,必须到银行按揭。按照现在的房价,买个大三居需要40多万元,首付加上简装也得20万元,再加上结婚的彩礼,置办家具,结完婚起码要花费30多万元。这一数字对于以种地和打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林伟来说,好比泰山压顶。

林伟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在外地打工,每月的收入也不过2000多元不到3000元,除去吃饭抽烟的开支,每个月就剩1500~2000元,这些钱仅够还房贷。如果要个孩子,更不要提老人生病住院,这生活简直无法想象。而家里的几亩地一年也就收入几千不到万元。

即便如此,林伟母亲说,如果女方非要有房有车才结婚,那只能咬牙接受,“总不能因为房子,让孩子讨不到媳妇吧?”

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

过年,农村的年味是最浓的。农村家庭一般人口多,孩子多,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团聚,一大家人在家里吃顿团圆饭,说说笑笑,热闹的氛围是城里给不了的温暖。但是一般过完初五,农村就开始冷清下来,青壮年都外出打工,村里剩下的多数是儿童和老人。

“其实去南和县城买房还有一个考虑就是老人和孩子,以后有了孩子上学方便,老人年纪大了,去县城住个有暖气的楼房也舒服。”林伟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我赞成买房其实有一部分原因是为孩子和老人着想。”

事实上,并不只有林伟这样想,林伟的邻居早已将这一想法付诸实践。林伟的好多邻居都是老人或妻子一人在家带孩子。但是如今村子里早已没有学校,好的教育资源大多集中到南和县城。离县城近的居民可以每天接送孩子上学,离得远的不仅接送孩子麻烦,而且北方的冬天天冷路滑,容易出事故。

于是,为了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许多人开始在县城买房。有些买不起房的人,也要在县城里租房子让孩子上学方便。“家里都是一个孩子,宁可大人辛苦点也不能让孩子受罪。”林伟以及邻居多是这样的想法。

目前,林伟的邻居就有不少人带着孩子居住在县城,村里的房子十天半月不会回来住一次,即使回来,也多半是为了地里的农活。

林伟母亲说,在南和县城,一套两居毛坯房租住一年要5000多元,物业费、水电费、暖气费还要自理,而一套三居家电齐全一年则要8000多元,价格不菲。

要知道,外出打工的人,一年到手的工资也不过就5万~6万元。生活压力之大让外出打工的人也不敢懈怠。

虽然这两年南和县大力发展工业,也吸引了如燕京啤酒[1.14% 资金 研报]、金沙河面粉这样的企业在当地开设工厂,但是相对于一二线城市来说,工资待遇还是比较低。因此这些人多数还是选择外出打工。于是,城里买的房子除了老人和小孩住之外,也有不少闲置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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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安县的城乡一体化试验:离土不离乡到镇上就业

每经记者金微江西德安摄影报道

坐上从北京到江西的直达列车,不到11小时便可到达江西九江,再坐二十多分钟的动车即能到德安。德安隶属于九江,是个人口只有17万人的赣北小县城。

昌九城际列车的广播中如此介绍德安,昌九一体化重要城市,袁隆平、李安的故乡。

在城镇化大潮中,德安县将镇村联动建设作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重要工作。该县一名官员介绍,德安县发展思路不是做大广场,而是要做产业,镇村联动不是希望老百姓全部到县城就业,而是可以在附近镇上就业,以乡镇政府所在地进行改造,往工业新区新型城镇化方向发展。

德安县的城镇化更多源自内生增长。春节期间,该县隆平大道两边集中的县城最高端楼盘,开盘价普遍达到每平方米4000元,购房的一大主体就是农民,他们为中国的城镇化率贡献了增长指标。

农民收入结构发生变化

德安县以丘陵为主,大面积机械化种植的操作性不大,该县主要种植粮食和棉花。德安丰林镇大畈村,人口1600多人,共有9个村民小组,人均耕地两亩左右。

当地棉农年龄主要在四五十岁以上,年轻人绝大部分在外打工。这种人口流动也因每年棉花收益的变化而变化。以前棉农的收益较高,农民种棉的积极性就高。但近几年,受棉花比较收益的影响,土地抛荒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在偏远山区开辟的农田基本荒芜。

2013年七八月份,由于干旱,当地棉花普遍性减产,每亩由往年的500多斤减到300多斤,但是成本却丝毫没有减少。占大头的是种子成本,一亩田种子涨到70元,再加上化肥、农药、除草剂、浇地等,一亩田的成本至少是500元,而国家对棉农的补贴是每亩15元。

2013年,棉花的收购价是每斤4元左右,以330亩产计算,一亩田的收入是800元。加上棉花属精耕作物,从培育、栽棉、管理再到采摘,需要耗费大量人工,近几年人工成本却高企。举例来看,村里一对夫妇承包15亩田,共收获5500斤棉,毛收入24000元,刨除硬性的开支,夫妇二人一年的收入是18000元。而县城任意一个工厂务工人员的月工资都在1000元以上。

1月28日,德安县农工部新农村办主任袁定锋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说,传统农业尤其是小农不赚钱,这几年农民务农收入增长缓慢,但农民收入的其他两项——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有大幅提高,增速较快,主要是城市就业机会多,工资性收入相应提高。

据介绍,在县城的农民每年人均纯收入已破万元,高于2013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8896元。

记者调查显示,农民的收入来源也越来越复杂,除了家庭经营农业的收入,还有如城市务工或者各类手艺等收入,收入越来越依附于工业化、城镇化及固定资产投资等,农业收入在农民家庭占比较低。

这与中央统计数据基本一致,2013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显示,当年农民收入结构发生重要变化,工资性收入首次超过家庭经营收入。

镇村联动统筹城乡发展

在德安县,县城工业园区承接着大量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他们大多是农村四五十岁的妇女。

以大畈村为例,村里很多妇女在县城工业园打工,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厂、鞋厂等。其工资从每月1000元到4000元不等,平均月收入在2000元左右。如果表现好,在县城工厂打工的收益可以超过务农收入。

与外出打工相比,一些农民更希望就近择业,这与乡土情结有关,留守儿童问题也让他们外出务工有所顾虑,德安县“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园、工业镇模式正在安抚着农民对乡土的眷顾。

2002年,德安在南昌至九江的高速公路旁建了一个占地5平方公里的工业园,招揽一些沿海企业前来投资。仅2010~2012年,该县就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翻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翻番的目标。

近年来,江西省先后出台的昌九一体化、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共青先导区等规划,德安县由于处于几项规划的中心地带,迎来了机遇。

该县的口号是“聚集产业拓宽就业”,县宣传部提供的资料显示,县城正在加快4.3平方公里的县工业园七期和5万平方公里的丰林工业区的开发建设,通过推动系列纺织企业落户,升级为农村群众提供就业平台。

与此同时,当地政府在工业园区建公租房、廉租房、学校等设施,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公租房。记者考察了位于宝塔乡的杨桥新城,这里原本是个普通村庄,现已成为超大小区,超市、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齐全,总建筑面积达21万平方米,安居房达2100套,可安置8000余人,而工厂就在小区附近。官方称“这是镇村联动联出的新天地”。

以就业带动城镇化

德安县2013年镇村联动建设发展报告显示: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是镇村联动的核心,基础设施包括新区、中心村、基础村建设等,在产业发展上,德安规划三个重点乡镇为工业乡镇,如丰林镇引进的美宝利项目投资1.5亿元,可提供就业岗位1000余个。

上述官员介绍,国家层面的新型城镇化规划尚未出台,具体还不知怎么做。但德安作为南昌九江一体化的重要结点,首先需要做好基础设施一体化,同时作为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先导区,该县积极引进新型产业,这是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

该官员也提到,以就业带动城镇化是当地主要发展思路,未来发展方向是打造工业园区,目前县城工业园缺少劳动力至少上万人。

作为一个农业县城,在十几年前,德安县县城人口只有两三万,现有近十万人口住县城,城镇化率早在前几年就突破5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进城农民成为产业工人、建筑工人、家政工人等,他们成为县城庞大的工人队伍,也成为城镇居民的主力军。

德安县的这种城镇化更像是一种自发的转移。在农村,务农收入无法提高,农民唯有“走出去”,这也是发自农民内心的选择。相对于农村设施的落后,城市对他们极具吸引力。

地产商也在推波助澜,地产广告进村进镇,在农村经常可以看到房地产楼盘广告,诸如“xx城,等你回家!”等刷在墙壁上,替代了过去农药化肥摩托车广告。在社会层面,结婚在城里有房已成为一种默认的刚性标准。

城镇化已势不可挡,无论是农民的主动选择还是政策趋动,抑或收入鸿沟、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强势引力,城镇化正在实实在在地改变着很多人的生活,尤其是越来越多的曾在城乡间摇摆的农民,因熟人社会的示范效应,而加速着这种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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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王庙村老刘家的新迷茫:丢了土地去城里“享福”?

每经记者鄢银婵湖北监利摄影报道

一辆橄榄绿越野车从长江堤干上转了120度大转弯后,缓缓驶入大王庙村。虽然已过立春,村子里的树枝却仍干枯着,公路边的小河道里堆满了厚厚的青苔和五颜六色的塑料袋,水泥路上也积攒着厚厚的灰尘,车子一过便尘土飞扬。

大年初三,坐在自家门口的刘诚新远远看着这辆车子离自己越来越近,他知道车上坐着大儿子和儿媳,虽然家里有很多烦心事儿,他还是去迎接这两年一次的团聚。

大王庙村留守者不足一半

大王庙村在湖北监利县,距离省会武汉244.6公里,离荆州也有近200公里路程。刘诚新是土生土长的大王庙村人。

大王庙村如今有近200户人家、上千口人,常年的留守者不到总人数的一半,即便是新春佳节,走在村子里见到最多的也是一幢幢大门紧闭的房屋。

“这两年,村子里修起了不少漂亮的别墅洋楼,一个比一个豪华,但常年都没人住。”刘诚新说,“这都是在外打工挣了大钱的,不像我们,还守着几间平房”。

事实上,早年在大城市打拼的刘诚新也挣了一些钱,不过这些钱全用在供两个儿子上学以及治疗母亲的病上了。和大多数农民一样,刘诚新大半辈子都相信只有读书才能让两个儿子改变世代为农的命运。

1996年,大儿子考上武汉大学,成为村子里第一个大学生;2000年,小儿子也考上了重庆大学,令刘诚新脸上颇有光彩;本科毕业后,两个儿子又相继读研深造,成为村子里少有的文化人,“那时候走在村子里,大家都说特别羡慕我”。

然而这种境况并未持续太久。近五六年来,村民们相继开始修小洋楼,刘诚新的6间黑瓦红砖小平房在各种欧式、北美风情洋楼映衬下也显得尤为扎眼。“我不爱住楼房,但家里有两个‘出人头地’的儿子,不修洋楼会惹村民笑话。”

面子上撑不住的刘诚新自2012年起便同两个儿子商量修洋楼的事情,但常年生活在城市的儿子们并不同意。“大儿子在北京的医院工作,小儿子也在另一个直辖市,他们已经在城市里结婚生子,不可能再回村子里,大王庙已经不是他们的家。”刘诚新说。

城市扩容让农民变居民

修小洋楼,已是当下大王庙村的主旋律。不少外出打工的村民相继回来,盖一栋楼房,娶媳或嫁女,在家过一个春节,继续外出打工。

今天的大王庙村,让在城市里生活了10多年的刘其亮感觉越来越陌生。农历春节,他带着一口普通话的媳妇在村子里转悠,幼时房前屋后的清澈荷塘已被填埋,取而代之的是一排别致洋楼;围绕村子的溪流也成了废水沟,他熟悉的事物已经不多。

刘其亮是理解父亲刘诚新修洋楼的,但和哥哥刘其忠一样,他们都认为,对于老刘家而言,大王庙村已经不是一个选择。

刘其忠的妻子老家位于湖北荆州市郊区,距离市区仅十几公里路程,同大王庙村相比,那里的地理区位显然占尽了优势。这份优势的直观反映便是随着荆州市区的不断扩容,以及周边工业区、开发区等系列建设规划,刘其忠妻子所在的村落很可能会被纳入规划之中,村民的房屋会因征地得到相应的补偿。

“我爱人他们家的亲戚都在这两年修了大房子,两层、三层、甚至还有四层的楼房,因为征地是根据房屋面积来折算补偿金,所以有资金实力的都拼命修大屋。”刘其忠说,当地村子里还有一些贷款修房子的,为的就是在政策出来前抢到“入场券”。

刘其忠明白,城市扩容、征地、让农民变为城镇居民,这是城镇化的必经过程;不过在当地多数已进城务工多年的老百姓眼里,土地的意义正在减弱。

令刘诚新颇为忧心的是,传了好几年的征地直到现在还没有动静。“周围有两个村子都已经撤村建社区了,就他们那个村子还没有动静,你说躁人(当地方言,表示“很烦恼”)不”。

自家的农村土地谁来种

由于小儿子娶了外省媳妇,原本每年春节回家的频率也被迫改为两年一次。今年春节的大团圆让刘诚新足足等了两年,但他却开心不起来。

除了房子,刘诚新还牵挂着另一个人,那就是躺在医院病床上昏迷不醒的弟弟。

2013年12月下旬,在长沙做环卫工人的弟弟清扫大街时被一辆小轿车撞伤,如今快两个月了,仍然神志不清。

刘诚新的弟弟和他一样,半辈子都在城市里打工,如今也快60岁了;和刘诚新不一样的是,常年在外漂泊的弟弟已丢失了在大王庙的家,房子早已破败不堪无法入住,妻儿也已远走他乡。

事实上,这在上亿外出务工者中并非孤例,城市丰富多彩的生活、婚姻观、价值观都在影响着进城农民,家庭破裂的不在少数;而随着年龄增长,远离土地多年且已失去家庭的老年打工者的养老问题,开始扑面而来。

在刘诚新看来,弟弟的车祸不过是把终究要面临的问题提前了。“如果他的大脑一直不清醒,必须要有一个人随时看护。”刘诚新说,弟弟没有养老保险,几个子女在十三、十四岁时就出去打拼了,他们不会种地,对大王庙没有多少感情,现在都在湖南株洲等地买了房子定居,让他们回来看护的可能性非常低。

经历了从大王庙到大城市再回到大王庙的刘诚新说,这几年是他这辈子最迷茫的时候。今年春节,刘诚新又添了新的迷茫,他接到两个儿子的邀请,希望他和老伴丢掉土地去儿子所在的城市“享福”。“土地究竟还种不种,如果农村的土地都荒弃了,那粮食要从哪里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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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滁州新生代农民工的打工史:四年前南下,四年后回家

每经记者查道坤发自安徽滁州

从羊城广州挤了十多个小时的火车,韩飞回到家乡小城安徽省滁州,这是他时隔两年再次为了春节团聚回到家乡。此前,韩飞在广州打工并不如意,一年来没有余下多少钱,也就没有回家的动力,去年春节他独自在8平方米的出租房内度过。

春节已过,韩飞左右摇摆,该不该南下广州继续打工生涯?时隔两年,家乡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前家里的土地已被征用,瓦房已经变成了崭新的楼房。离家不远的开发区内企业犹如雨后春笋般涌出,这些企业都在大量招聘工人。在经过一个春节假期的内心挣扎之后,韩飞选择留在家乡就近择业。

继续南下还是回乡择业?

2009年,韩飞从滁州市来安县一所高中毕业,没有像其他高中生一样迈入大学校园,而是选择南下打工,正式成为外出务工大潮中的一员。

经过近十个小时的长途大巴,韩飞到达了其打工生涯的第一站——深圳,由于年龄小,没有工作经验,学历低,“找工作持续了一个月,原有的自信心被打击得快没有了,那时就想立刻买一张车票回家。”韩飞说。

最终韩飞在其表哥的帮助下,进入深圳郊区的一家服装厂从事流水线的工作,月工资960元,“那时只能算是学徒工,只能拿这么少的工资,但还比较满意,工厂提供吃住,如果加班还能多拿一些。”韩飞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韩飞对工作的新鲜感消耗殆尽,接下来面临的是连续加班的辛苦,仅仅8个月后,韩飞辞去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跟随工友来到广州中山市,进入一家电子厂。不过,随后韩飞并没有稳定下来,单是2013年,韩飞换过6份工作,搬过三次家。2013年底,韩飞随着返乡大军回到了久别的家乡滁州。

是继续南下,还是留在家乡就近择业?韩飞沉思片刻后说,“家乡的城市变化太大了,整个滁州都不认识了。”老家来安县城同样发生了很大变化,新城区已经初具规模,大量的商品房拔地而起,韩飞家也从当年的瓦房搬进了如今的安置房。

最终,韩飞在父母的鼓励下前去面试家附近的一家服装企业。2月5日,韩飞致电记者称,决定在家乡就近择业,“在外面的四年,我尝到了各种辛苦,对自己也是一个历练,现在老家发展得不错,还是留在家附近,可以照顾父母。”韩飞说。

外出务工者回流加速

事实上,韩飞只是安徽外出务工者回流家乡的一个缩影。随着近年来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已经有大量外出务工者选择回到家乡就业,就韩飞所在的来安县,每年春节后,当地就会举行招聘会,县里的众多企业都会在这场招聘会上争抢回乡过春节的外出务工者。

除了外出务工者开始大规模回乡就业外,韩飞所在村庄的农民在搬入新房后,也大多到附近的工厂上班。

滁州市的主政者们认为,随着滁州新型城镇化的进一步加速,外出务工者会进一步回流,“滁州目前城镇化率为45.1%,在安徽属于中游水平,我们计划在2017年达到省平均值。”滁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张德新说。

此外,张德新还表示,目前滁州重点建设乡镇,每年都会采取美好乡镇建设,促进人口向城镇集中,从2013年8月份开始,组织了11个月调研组对全市40多个乡镇城镇化进行调研,调研的重点就是促进乡镇企业、乡镇产业快速发展。同时,2013年,滁州陆续出台了《加快乡镇建设,促进镇域经济发展》、《加快集镇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等四个文件,“新型城镇化最终还是人的城镇化,大量的农村人口集中到城镇之后,就面临就业的问题,这需要产业的支持,所以目前重点是发展乡镇产业。”

但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滁州也遭遇了不小的困难,张德新表示,比如一些村民不愿意向城市转移,主要还是土地和农村宅基地的问题存在,此外,村民进城的后续保障问题也面临困难,特别是对财政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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