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我国空置房6800万套 房价将回落难崩盘

当然，随着财政收入增幅放缓，财政开支刚性上升，个别地方政府可能会出现暂时的支付困难或债务拖欠，需要我们尽早做好预案，防止个别地方政府的债务违约诱发区域性金融动荡或金融危机。

商业银行有能力抵御风险

2012年，笔者曾经撰写报告《对我国银行资产质量发展趋势的基本判断和政策建议》，提出一个分析银行资产质量变动趋势的模型。该模型将影响银行资产质量的因素概括为九大变量。分别是：经济增速趋势；经济体系杠杆比率；社会融资结构（社会融资体系对银行贷款的依赖度）；银行资产结构；银行负债结构；银行贷款集中度；银行业务模式（银行收入是否过度依赖资产证券化、金融市场交易和衍生金融产品）；银行体系对外负债和汇率波动（即汇率波动诱发银行危机的可能性有多大）；银行监管模式（包括风险定义和资产充足率监管标准）。综合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我国银行资产质量不会出现显著恶化，商业银行体系能够经受经济增速显著放缓的考验，尽管不良贷款总额和不良贷款率会大幅上升，但商业银行总体不会出现巨额亏损和资本金严重不足。

首先，2009年来，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收入、利润均显著快速增长，不良贷款额和不良率大幅下降（2012年以来，不良贷款额上升较快，不良率继续维持下降），贷款损失准备和拨备覆盖率均大幅增加，为应对金融风险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次，最近几年，我国商业银行业务转型取得进展，资本节约型业务增长较快，非利息收入占比快速上升，商业银行业务转型增强了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再次，我国商业银行整体资本充足率超过监管要求，截至2013年二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加权资本充足率为12.24%，加权平均一级资本充足率为9.85%，超过《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的监管要求。

影子银行是最薄弱环节

前面已述，综合多种估算，我国影子银行业务规模约为27.85万亿元。各类业务余额分别是：非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约4.5万亿）；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约7万亿）；信托贷款（约3.7万亿）；委托贷款（约6.5万亿）；狭义民间借贷（3.2万亿）；小贷公司（约0.6万亿）；典当（约0.25万亿）；私募股权（约0.5万亿）；融资租赁（约1.6万亿）。合计为27.85万亿。

除此之外，还有两种估算：其一、以金融产品来界定影子银行，估算规模大致为28.8万亿人民币,占2012年gdp的55.4%,占银行体系全部存款余额的32.3%。其二、根据五大类资产规模来近似评估影子银行业务总规模。截至2012年底，五大类资产管理规模总额达到23.35万亿。其中银行理财6.73万亿、信托6.32万亿、基金类2.47万亿、保险类6.90万亿、卷商资管业务0.93万亿。由于缺乏完整有效的数据报告体系，很难准确计算影子银行业务规模。

无论如何，尽管我国影子银行业务近几年得到快速发展，但是总体规模仍然有限。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总资产达到110万亿，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达到73万亿，居民储蓄存款超过45万亿。与此相比，各类影子银行业务或者直接融资业务发展空间依然巨大。

总结全球影子银行业务发展的历史经验，影子银行的风险主要有三大类：一是高杠杆经营风险。二是信用风险和对手风险。三是流动性风险。非银行金融机构往往没有资格得到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支持，一旦面临挤兑和偿付危机，很快就会演变成为破产倒闭危机。

依照上述分析，我国影子银行的主要风险是第三类，即期限错配所带来的流动性风险。譬如我国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大多数期限不足一年，有些仅为数周甚至数天。一些短期融资被投入长期项目，一旦面临资金周转的问题，简单方法就是通过新发行的理财产品来偿还到期产品。然而，一旦资金链断裂，这种击鼓传花游戏就没法继续下去。如此运作的“资金池”理财产品，期限错配，不得不以“发新偿旧”来满足到期兑付，本质上确实有某种“庞氏骗局”的因素，至少类似“庞氏骗局”。由此可见，影子银行业务是我国金融风险体系里最薄弱的环节。2013年6月发生的流动性事件，实际上显示了影子银行业务潜在的巨大风险。

房地产价格回落不崩盘

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价格高歌猛进，持续飙升，引发市场人士和社会公众普遍高度关注。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否存在严重资产价格泡沫？如果是，那么房地产泡沫破灭是否会触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确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文不打算深入剖析房地产市场，仅仅给出几个基本判断。其一、从房价收入比、租金收益率、房价增速与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速之比、房价增速与gdp增速之比等多个国际公认指标来衡量，我国部分城市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比较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其二、整体来看，我国城镇商品住房和商业写字楼总供给量逐渐趋于饱和，部分城市已经出现严重供给过剩（所谓“鬼城”现象即属此类）。有机构统计数据表明，全国空置住房达到6800万套，总面积近60亿平方米。据不完全估计，我国城镇商品住房存量已经超过240亿平方米，每年竣工商品房面积仍然高达15亿平方米，五年之后，我国城镇商品住房总存量将超过320亿平方米。即使考虑2025年之后超过10亿人成为完全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则已经超过30平方米。其三、考虑人口结构迅速变化（独生子女逐渐成为社会主流人口和人口总体逐渐老龄化），住房刚性需求增速将快速下降。其四、实施新城镇化战略必然意味着我国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重大调整。如果允许集体所有制土地私有化和自由转让，特别是如果允许所谓“小产权房”能够直接公开上市交易，我国商品住房供应量将立刻增加至少30%，整体价格将面临巨大下降压力。

支持城镇商品住房价格持续上涨的主要力量有：其一、城镇化过程人口迁移所创造的刚性住房需求；其二、城镇居民改善性住房需求；其三、老旧住房的改造和重建。

综合考虑上述多种因素，我们认为，房地产市场价格（商品房和写字楼）不可能长期持续上涨。预计两年内房地产价格整体见顶回落，部分城市将出现房地产价格大幅度急剧下降，资产价格泡沫破灭所诱发的金融风险不容低估。

然而，尽管如此，从商业银行体系整体来看，笔者仍然认为房地产贷款风险总体可控。基本原因有四：一是我国银行体系房地产贷款资产占比相对较低，占商业银行全部贷款比重不到10%。即使考虑全部所谓“涉房”贷款，所占比重亦较低，没有一些机构所夸张的那么大。二是我国房地产金融衍生产品极少，占房地产贷款总额比例不到5%，且风险特征简单透明。三是房地产贷款里，几乎全部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贷款房价比”低于80%，平均“偿债收入比”为33%。开发贷款平均抵押品比例达到189%。截至2013年二季度，包括农村信用机构在内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的不良率低于2%，不少地区继续呈下降态势。四是我国住房市场刚性需求还会持续增长一段时间，有望保证房地产市场不会出现某些机构所预言的“崩溃或崩盘”。

美联储退出qe冲击有限

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之所以诱发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其传导机制如下:一是国际投机热钱开始撤出新兴市场，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汇率急剧贬值、资金外逃、外汇储备急速下降；二是资金外逃、汇率贬值、外储下降迫使本国中央银行收缩货币、提高利率，从而导致股市狂跌和国内经济衰退；三是汇率急剧贬值让外债负担沉重的新兴市场国家雪上加霜，债务危机随之爆发，并迅速演变为银行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四是国际对冲基金兴风作浪，趁势抛空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和股市，加剧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危机和金融市场动荡。最近数月以来，印度、印尼、巴西、土耳其等国家已经爆发相当规模的金融动荡，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如出一辙。

部分新兴市场国家之所以会遭受上述冲击，关键还是自身的经济金融体系存在严重缺陷。一是经济竞争力较差，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逆差”或“一顺差一逆差”，外汇储备不足，难以抵御国际投机资金的冲击；二是外债负担沉重，尤其是短期外债过多，一旦出口下降，汇率贬值，极容易爆发债务危机甚至演变为国家破产，需要寻求外部救助；三是对资本账户缺乏有效和必要的管理与控制，或者在本国经济金融体系不够强健的条件下，贸然实施资本账户自由兑换。

由此观察，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冲击非常有限，中国不会因此爆发金融危机。我国外汇储备非常充足，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均持续“双顺差”，人民币汇率持续走强，外债规模非常小，资本账户得到有效管理和控制，进入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投机热钱总体规模很小，难以掀起惊涛骇浪。

结论和建议

虽然我国不会爆发大规模系统性金融危机，却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和低估金融风险，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自我陶醉，高枕无忧。前面的分析实际上已经揭示出我国金融风险的主要环节，为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尽快理顺和加强房地产调控政策，从简单遏制需求转向重点调节供给，特别是需要尽快通过房产税等各种手段，迫使那些空置的住房进入市场流通，消除住房资源的严重闲置和浪费，确保房地产价格平稳调整。

第二，高度重视制造业尤其是产能过剩行业“去产能化”和“去杠杆化”过程所蕴含的巨大风险，对那些去库存压力巨大、还本付息能力显著下降的行业和企业，必须尽快采取各种保全措施，将信贷风险降低到可能的最低水平。

第三，加快财税体制和投融资体制改革，尽快探讨地方政府新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手段，包括探索发行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永续债券、长期债券和垃圾债券。

第四，择机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以防范可能出现的银行挤兑。进一步完善流动性管理工具，防止同业拆借利率剧烈大幅波动，引发市场恐慌情绪。

第五，稳步推进资产证券化试点，盘活信贷存量，分散信贷风险。

第六，改进存贷比管理制度，将银行“表内”和“表外”业务统一纳入监管，妥善化解影子银行业务风险。商业银行必须面对现实，降低收入和盈利增长预期，将安全性放到第一位。同时探索发行新的金融产品（譬如优先股），为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开辟新渠道。

第七，商业银行要完善全行统一的流动性管理制度，避免各分支行各自为政，参与资金拆借套利，牟取短期利益，从而损害全行整体资金运营的安全性和长期利益。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